中国古代并无涉密人员的概念，只是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管理方法，有些职务或岗位类似于涉密人员。中国古代涉密人员大致包括两个群体，一是参与重大机密决策的宰相、将军、六部尚书等高级文武官员，如唐代翰林学士“进退大臣，常参密议”，当时号为“内相”；明代内阁“掌制诰机密重务”，均属核心机密岗位，在这些岗位工作的官员自然应当属于现代所说的核心涉密人员。二是承担传递、经管、办理日常机密公文和事务的宦官、侍卫、驿递和胥吏等底层官吏，如明代锦衣卫“职在侍卫，祖宗朝非机密重情不遣”。这两个群体的层级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承担的责任不同，在管理的具体方式上也有一些差别。比如，对高级涉密官员，更加强调软的一面，对底层涉密官员，则更强调硬的一面，但在严守机密、忠诚可靠等要求上则是基本一致的，其中一些具体做法还颇有特色。

 

　　第一，要严守机密

 

　　如唐代中书舍人在中书省负责“侍奉进奏，参议表章”等机密事务，其履职的第一要求就是保密：“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宋代景德元年（公元1004 年），宋真宗召见宰相毕士安、寇准，专门就中书省的保密提出要求：“枢密之地，尤须谨密，漏禁中语，古人深戒。若与同列及枢密彰不协之迹，则中外得以伺其间隙，实非所便，卿等志之。”

 

 

侍郎之下，有中书舍人，初称中书通事舍人，后去通事之名。中书舍人初掌呈进章奏，后掌撰作诏诰及受皇帝委任出使，宣旨劳问，受纳诉讼。

 

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的中书省遗址

 

　　第二，在选拔任用标准上更重视品行

　　中国古代用人一般都强调德才兼备，但在涉密岗位用人上更强调德。比如，唐代在选拔中书舍人时，优先录用“靖默专敏之士”。有些人因为品行问题，在拟任机密职务时就遇到麻烦，如唐肃宗“欲以李辅国为常侍”，遭到苗晋卿的反对，理由就是：“常侍近密，非贤不可居，岂宜任等辈？”唐宪宗欲召用段文昌为翰林学士，韦贯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清代提塘官负责递送中央与各省来往公文，属于涉密岗位，按照规定，他们除了必须具备武进士、武举人及守备的资格以外，还必须“家道殷实、小心谨慎”。对于有些底层涉密官吏，甚至将不识字作为一个任用条件，如明太祖朱元璋时，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清代军机处所用“苏拉”（即听差），拣选15岁以下不识字之幼童。这就是“德重于才”的表现，虽然未免因噎废食。清末总理衙门挑选司员时，只录用平民子弟，对高官大员家庭的子弟，一律不准录用，以防近亲繁殖，给亲友泄密甚至窃密。这在现在看来也是有道理的。

明代锦衣卫的腰牌

 

　　第三，在选拔任用程序上更加慎重

 

　　高级涉密官员的选拔，一般由皇帝亲自决定，其慎重自不待言，如明代“内阁票拟，事关机密”。明英宗时期，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孜推荐南京大理寺卿薛瑄进入内阁任职。皇帝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内阁乃朝廷机密之地，其职非常人可保，素未简在，遽难任用，姑已之。”对于底层涉密官吏的任用，则制定了一些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徐显卿宦迹图

 

　　如清代内廷专门负责接收奏折的奏事处，起初主要拣选内务府官员充任，乾隆时期发生奏事太监高云从泄密案后，将挑选范围扩大到各部院司官，奏事处六缺，“部院司官二缺，内务府官员四缺”，以8年为期，期满更换，如果在此期间发现有不合格的，随时调换。清代提塘官采取保举制，他们一旦犯错受罚，作为保人的本省督抚和有关地方官也会受到处罚：“如将应密事件豫通信息，及设词恐吓诈骗，一经发觉，即交刑部治罪。其出结之该地方官及督抚失察者，分别议处。”这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安全背景审查。

 

清代内务府御史衙门

 

　　第四，在社会交往方面限制比较多

 

　　唐代规定，“驸马，国之亲密，不合与朝廷要官往来”。唐穆宗时专门下令，驸马等“有事任至中书见宰臣，此外不得至宰臣及台省官私第”。唐德宗时“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唐代中期以后，翰林学士开始参与机要，“学士不与外班接”。宋代则在三省、枢密院等机密部门推行禁谒制度，“在京司属非假日不得看谒及接见宾客，非廨宇所在者，虽亲戚不得入谒。违者并接见之人各徒二年，职事相干者勿拘”。“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毋通宾客”，并令官员“常切觉察，仍令尚书省出榜于本寺门晓示”。明代“文渊阁宕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陛机宜，无收泄者”。清代“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启事；军机章京办事处，不许闲人窥视；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许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清宫奏事处太监严禁与外臣交往，大臣官员也不得与太监交谈，如敢违犯，从重治罪。

 

清代军机处

 

　　第五，在待遇上有一些照顾

 

　　这主要是指底层官员。如宋神宗时，为解决当时“出省之后，吏持文书走诸第，率多稽迟或至漏泄”问题，专门为尚书省胥吏营建宿舍。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宋高宗诏令：“临安府两浙运司，依在京例修盖两院。”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为大理寺官员及其家属“量行盖造吏院”，“并令就院内居住，严其出入之禁”，这固然有保密考虑，但也有优待、安抚涉密官员的用意。

 

　　第六，在处罚上更严厉一些

 

　　如《大明律·吏律》“公式”门“漏泄军情大事”条规定，如果“近侍官员漏泄机密重事于人者，斩”。若漏泄非机密的“常事，杖一百，罢职不叙”。其他衙门官员交接近侍官员，漏泄事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刑罚都较一般人要重。

 

　　最后还要注意两点。首先，中国古代并无涉密官员的概念，也没有系统的保密管理制度，上述有些制度虽然客观上有保密的作用，但其初衷和本意是出于其他目的，如禁止请谒、保举制度，主要还是从政治上考虑的，防止这些官员结党营私。还有一些制度主要是为了保密，也有着比较好的保密效果，但违背人性，如不许内官识字、连坐，应予批判，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这一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明宣宗时期就开始安排内阁大学士教小宦官们读书识字，以便帮助办理政务）。还有一些制度和做法，如品性端正、定期轮换、改善生活条件等，并未因为时代变化而被遗弃，当代社会也还在采用。对这些具体制度的得失利弊，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完全以今天的立场和观点，简单肯定或者否定。

 

　　其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盖茨曾说，防止泄密的最佳手段，从来都不是法律包括刑事诉讼，如果有的话，就是通过教育，一点一滴地建立起一套保密纪律，让广大民众特别是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都信任和支持保密制度。中国古代保密管理至少在局部是这样做的，也在一段程度上达到了这个境界。比如禁止请谒，一些自爱的官员主动净化自己的交往圈，唐代贞观中，温彦博为中书令，“性周慎，不妄交游，自掌机务杜绝宾客”。明太祖朱元璋时，御用监杜安道“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又如焚毁奏稿，自汉代时就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仕宦传统，但在法律上并未规定，主要出于官员个人自觉。西汉大臣孔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西晋大臣羊祜 “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凡所进达，人皆不知所由”。唐代皮日休《送令狐补阙归朝》：“朝衣正在天香里，谏草应焚禁漏中。”这可谓中国古代官员保密管理的一大亮点，也给现代保密管理特别是涉密人员管理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