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北京  100816）

［内容提要］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是关于语言生活的系列丛书，按内容分为A类和B类，A类发布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标准，B类是语言生活的状况与分析研究。《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是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的一项具体举措，体现着新世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一些新理念，体现着中国语言研究的一些新进展。编辑出版《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目的，是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为语言文字研究者、语言文字产品研发者和社会其他人士提供语言服务，引领社会语言生活走向和谐。本文介绍《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策划缘起、运作过程和基本内容，使人们对其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以便学界和社会更好地支持和利用这套丛书。

［关键词］语言生活；绿皮书；软性规范；语言数据

On Green Paper on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LI    Yuming
Abstract: The Green Paper on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GPLSC） is a series book concerning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encompassing two different types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Type A promulgates the soft norms of the language while Type B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language situation. GPLSC released by the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is a specific act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modern China, embodying new concepts of the state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linguistic research in China. The purposes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se books are to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decisions, offer services for linguistic researchers, language products researchers and producers and other related people, and guide the social language life towards harmony.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introduce the design, operation process and basic content of GPLSC, enabling people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it, expecting more supports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the society and the better utilization of it.

Key words: Language situation; Green book, Soft norms;  Language data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以下简称《绿皮书》）的问世。《绿皮书》是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发布的系列丛书，按内容分为A类和B类。A类是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标准，B类是中国语言生活的状况与分析。每年都会根据情况，出版若干部《绿皮书》，并按内容分A、B类连续编号，形成系列。本文介绍《绿皮书》策划的缘起、《绿皮书》运作过程及其基本内容、以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的有关情况，以便学界和社会对《绿皮书》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并能很好地支持和利用这套丛书。

一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缘起

    1986年1月，国家语委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实现文字标准化，并明确将汉语信息处理作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i]1995年初，国家语委设立中文信息司；1998年国家语委并入教育部，原中文信息司重组为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简称“语信司”）。国家语委在十余年的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工作的基本思路：“以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为核心，以信息化为主线，以评测认证为抓手，以语言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为基础。”[ii]编辑出版《绿皮书》，就是落实这一基本思路的重要举措之一。

    语言文字的结构是有规律的，语言文字的运用是有规律的，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也是有规律的。因此从理论上说，语言文字是可以制定规范标准的。但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又非常困难。困难之一来自语言文字本身的复杂性。语言文字的结构规律，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规律，都十分复杂，当前的语言学对它们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困难之二来自社会规范观的多样化，对同一语言现象的处理，因规范观的不同而态度迥异。比如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之后的汉字简化工作，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看法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发布，更使我们在新世纪亲身感受到语言文字规范制定的难度。普通话书面语中存在着一批“同音同义但是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这种词语称为“异形词”。例如：

    侈靡／侈糜    恍惚／恍忽    惟一／唯一    影像／影象

    早在1966年，高更生先生就在《中国语文》上撰文，提出异形词整理的问题。[iii]此后，这方面的论文时有发表，语文工具书为解决这类问题煞费苦心，做出了不少贡献。在多年立项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以下简称《异形词表》）经国家语委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后，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名义于2001年12月19日发布，2002年3月31日试行。

    《异形词表》发布之后，全国的报纸、网络大都发表了消息或是相关评论，或是转载《异形词表》全文；许多出版单位将《异形词表》及时复印，分发给编辑学习。这些现象表明，社会还是非常需要、非常关注语言文字规范的，非常关注语言文字规范的。规范发布后，语信司依照工作常规从不同途径收集意见，收集到的负面意见主要有如下几点：

1．关于“异形词”术语。有人觉得“异形词”这一术语不科学，认为只有文字才有“形”，词属于语言范畴，怎么会有“形”？所以不能称这类现象为“异形词”，顶多可以称为“异写词”。

2．有人认为，《异形词表》中的有些词语不是异形词，而是近义词，例如“定金／订金”。

3．《异形词表》提出整理异形词的主要原则有三：1）通用性原则；2）理据性原则；3）系统性原则。有人认为，通用性原则就是一般所谓的“从众从俗”，不应作为首要原则，甚至不应成为原则，“理据”才是第一位的。有人甚至提出应当从古而非今，例如“必恭必敬”这一成语，来自《诗经·小雅·小弁》，而“毕恭毕敬”后起，故不应定“毕恭毕敬”为正条。这一观点，其实涉及的不只是对异形词整理的问题，语言文字的所有规范都需要处理“俗实”与“学理”的关系。怎样处理这一关系，本质上取决于对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认识。

4．《异形词表》使用了语料库统计技术，利用当时可以利用的几个语料库，对异形词进行频率统计，将词频作为筛选异形词的重要参考。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不应当太看重从语料库中得出的词频：1）现在的语料库技术还不完善，样本抽取不一定能够代表语言生活的实际；2）报纸、书籍等都是经过编辑处理过的，而编辑处理稿件遵从的是已有的规范，因此报纸、书籍作为语料是有缺陷的；3）现代人的文化水平严重下降，词频高的并不见得就科学合理。

5．普通话中的异形词，在古代、在方言中并不一定都是异形词。据此有人认为，整理异形词可能影响古籍的印刷阅读，或是增加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的负担。

6．《异形词表》的处理，同社会常用的辞书不完全一致。有人担心，这在社会上会形成“两种标准”，增加社会语言使用的麻烦。

7．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社区也使用普通话（或称“国语”、“华语”），有人担心，大陆单方面制定标准，会不会增大华语社区的语言分歧？

8．《异形词表》是推荐性标准而不是强制性标准。但是中小学教师可能会在课堂上讲授标准，甚至还会作为命题内容，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增加中小学生的负担？

如何看待上面这些意见，一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不打算对这些意见进行分析评论，引述的目的只想说明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的难度。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制定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如此困难，就让语言系统自己去调节，或是让学者通过辞书、教科书去规范，政府就别忙活了。

在古代，语言交往的半径很小，读书人也很少，只要有一些字书、韵书或是文选读本，就能满足社会对规范的需求。而今，教育普及，传媒发达，除了发挥辞书、教科书的作用之外，还需要政府通过规范文件来颁布一些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特别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不仅面向世人，而且还要面向机器。面向机器的语言文字标准，带有工业标准的性质，时效性强。在新的时代，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已经成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2001年，时任国家语委主任的王湛同志，在全国语委办主任会暨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汇报会上讲话指出： “语言文字工作的具体任务归结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制定规范标准和推行规范标准。制定规范标准具有核心性、基础性的地位，只有根据社会语文生活的发展和需要，制定、完善科学的、切合实际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推行标准和规范化建设才有基础。”

准制语言规范标如此困难，而在语言交往频繁、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又必须快速制定较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用《绿皮书》发布一些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可能是解决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一种办法。因此可以说，《绿皮书》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实践的产物。

二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及其运作
《绿皮书》早期只是为发布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设计的。这种设计理念首先是认识到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柔性多于刚性。其一，语言文字的各子系统，语言文字的不同运用领域，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决定了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有刚柔之别。[iv]比如，语音、文字、标点符号等规范标准刚性多一些，词汇次之，语法、语义、语用再次。其二，对语言文字不同方面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对于研究相对成熟而且社会又需要的，可以制定较为刚性的规范标准，反之可以制定较为柔性的规范标准。其三，面向机器的可以刚一些，面向社会的就需要更多的柔性。那些刚性的且较为成熟的语言文字规范，通过国家标准（GB）和语委规范（GF ）发布，其他的则可以放到《绿皮书》中公布。

《绿皮书》公布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不具有标准法所赋予的法律效力，没有强制性，只是推荐给社会需要者参考使用，体现着“语言服务”的理念，并以此达到对社会语言生活进行引导的作用。其实，这也是给新制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留下较长的试行试用空间。这些语言文字标准在试用中不断完善，有些将来可以升为正式规范标准，进入GF或GB的行列。

《绿皮书》具有开放性。进入《绿皮书》的不仅是国家语委立项研究的规范标准，其他基金组织的成果，乃至企业、个人的研究成果，只要合乎要求，都可以纳入《绿皮书》。《绿皮书》的出版不限于某家某社，所有具有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都可通过协商加入《绿皮书》的出版行列。《绿皮书》出版内容和出版单位的选定，通过一定的遴选程序进行。《绿皮书》的这种开放性，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性，是为了聚集全社会的语言文字智慧。

编辑《绿皮书》[v]系列丛书的设想是在2003年开始酝酿的。2004年1月3日，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外语应用分技术委员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首次向社会宣布《绿皮书》的消息。在具体筹备运作的过程中，国家语委“十五”科研成果不断鉴定结项，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开始启动，大家逐渐意识到，发布语言生活的一些实态调查数据，发表一些与语言生活关系密切的科研成果，对语言生活也能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与软性规范的发布异曲同工、相辅相成。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正式将《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依照内容设置为AB两类。A类发布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B类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的状况与分析。通过发布语言生活各种实况与数据，为国家的有关决策提供参考，为语言文字研究者、语言文字产品研发者和社会其他人士提供服务。

经过大约半年的筹备，列出了首批拟出版的《绿皮书》书目：属于A类的有《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词表》《普通话通用词表》等；属于B类的有《中国语言文字国情调查》《中国的语言》《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字符总集》等。[vi]以此向出版社招标，说明出版与招标意图，大致明确出版各方的责权利。商务印书馆、语文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表示了出版意向。

2004年8月27日至9月11日，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召开了三次由专家和出版社代表参加的《绿皮书》编辑、出版工作会议，《绿皮书》工作正式启动。当时，曾经计划组织《绿皮书》编委会，有顾问若干人，编委会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后来觉得还是应少设机构、每部书根据实际情况聘请审读人员为宜，于是《绿皮书》编委会虽然已经拟出名单、甚至已经聚来开会而最终没有成立。

又经两年努力，《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出版，这标志着《绿皮书》正式与读者见面。《绿皮书》的策划，体现了对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语言文字工作重在引导，重在服务；体现了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的职能转换：由管理向着引导和服务的方向转换。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嘉璐副委员长、国家语委赵沁平主任出任《绿皮书》顾问，教育部袁贵仁副部长、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朱新均副主任多次过问这项工作，许嘉璐先生还为《绿皮书》题写书名，这些都体现了领导对《绿皮书》的关心与重视。

三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绿皮书》B类中具有系列性的年度语言生活情况的报告，每年一部，每部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由“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负责编写，主要反映社会语言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下编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负责编写，主要发布利用语料库统计分析得到的各种语言数据。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绿皮书》这套丛书中最早面世的著作，但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在早期的《绿皮书》设计之列。2004年9月3日，语信司召集专家商讨《绿皮书》编辑事宜，周庆生先生提出编辑年度语言状况（Language Situation）报告的建议，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2004年9月11日，司里再次邀请有关人员开会，落实《绿皮书》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会后，王铁琨、周庆生、郭熙、周洪波、李宇明等商议，启动“中国语言国情报告”（即后来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项目，并列为《绿皮书》B卷之一种。争取2005年开始出版，每年一部，有条件时再回顾此前100年或50年的语言生活历史。2004年10月16日～17日，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当晚，李宇明、周庆生、郭熙及北京的一些博士生，一起研究启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问题，《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第一班底组建起来，开始工作。2005年1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正式获国家语委立项。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课题组研究国内外“皮书”的状况，创造体例，利用报章杂志和网络广泛搜集素材，拟定篇目与编写大纲，经过五次编写会议（包括网络会议），终于完成50余万字的初稿。2006年2月23～24日，在八达岭庄园饭店举行第一次专家审稿会，正式将书名定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以下简称《报告》）。国内外出版的“皮书”，其年号有两种：一种指皮书印刷出版的年份，称为“出版年号”；一种指皮书内容的年份，称为“内容年份”。《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决定采用内容年份，即《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报告的是2005年中国的语言生活。为尽快完成审稿任务，将郭熙、冯学锋“扣”在八达岭一个星期，根据审稿会意见将全书逐篇修改，形成第二稿。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将修改稿及时寄给全国20余位相关专家审改，形成第三稿。

2006年“五一”长假，陈章太、王铁琨、周洪波、陈敏、李宇明等集中起来，对《报告》第三稿进行“消极”审稿，主要是处理不大符合政府身份的表述和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并对全书的结构安排进行了较大调整，形成第四稿。另外议定三事：1）将《报告》的相关内容送相关的政府部门审定。2）邀请陈章太、戴庆厦、陆俭明、邢福义先生为审订[vii]，以保证报告的学术质量。3）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统计的2005年的语言数据，如果比较成熟，也可以与《报告》合为一部，分上下编出版。

之所以议到第三件事情，是因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数据统计工作也在紧锣密地鼓进行，并拟订了向社会发布数据的时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由平面媒体语言分中心、有声媒体语言分中心、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教育教材语言分中心、海外华语研究中心构成，2004年6月至2005年9月，相继组建完成并开展工作。2005年10月9日～12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上曾提出要对字频、词频、新词语等进行统计分析，有些内容要及时向社会发布，并可作为《绿皮书》B类的内容出版。2006年3月中旬和4月中旬，曾两次开会研究发布2005年语言数据的问题。

“五一”审稿会之后，《报告》第四稿分送有关部委和陈、戴、陆、邢四位审订。5月9日，即依“五一”审稿会精神，请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专家研究统计数据进《报告》的问题。大家认为，汉字、标点与符号（包括标点、数字、字母、符号等）、词语、BBS的语言状况等，可以作为发布内容。[viii]商务印书馆周洪波、余桂林先生一直参与其事，这次又请魏励、刘一玲两位参与处理汉字与标点符号等问题。并请苏新春、李晋霞参与处理词汇统计的有关问题，汪磊夜赴武汉同何婷婷一起进一步处理 BBS语言的问题。

2006年5月10日，开会研究“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新闻发布会”事宜。为保证发布会能够见书，5月18日上午9时开始，侯敏、杨尔弘、汪磊、周洪波、陈敏、魏励、余桂林等根据各方反馈意见，审改上编内容，李宇明、王铁琨之后赶到，上编形成第五稿。并对下编的调查报告字斟句酌，连续工作到5月19日上午9时，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同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排印现场日夜订改校对，直到5月21日，在三校样的基础上印出第一版征求意见本的毛书150册。5月22日，“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发表题为《关注语言国情，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的书面讲话。发布会记者满堂，网络直播，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反响。

2006年6月5日，语信司召集有关人士研究发布会后的各方反应，布置《报告》定稿出版工作，商务印书馆又聘请黄佑源、施关淦先生对毛书上编仔细审读。6月25日再次召开由审订、上下编的主编副主编、工作人员参加的第三次审稿会。6月26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换届会议在教育部召开，国家语委印发《报告》第二版毛书，向各位语委委员征求意见。之后形成《报告》第六稿。

2006年7月1日～4日，在渤海大学召开第四次审稿会暨语言国情与语言政策研讨会，审订和课题组的一些成员出席会议，对全书内容实行交叉校改，会后形成第七稿。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为“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题字。7月至9月，陈章太、周庆生、王铁琨、郭熙、李宇明等在第七稿的基础上又分别统稿，反复斟酌，最后形成《报告》第八稿（定稿）。2006年9月18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正式出版。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是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发布的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据说，这样的报告在世界上都不多见。《报告》的经验及其不足都需要总结，2006年9月4日和9月30日，语信司请专家和《报告》作者两次召开总结会。2006年8月25～27日，在厦门召开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年度工作会，10月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会议，分别部署《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上下编的编写工作。这四次会议，大家都对《报告》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主要意见有下面一些：

1．《报告》是严肃之作。前后召开了十余次编写修改会、四次审稿会，有近百名作者、专家以及20余家政府部门参与，由一编增为两编、八易其稿、五出校样、两印毛书、历时两年完成。严肃之作不一定是精品，但精品一定是严肃之作。

2．得“人和”。《报告》的编写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专家为基柱、以青年学人为主体，可以表示为“1＋1＋1”模式。《报告》以政府名义发布，代表着政府的态度，而且政府也是语言生活的主要引领者，信息的主要握有者，理所当然应以政府为主导。在《报告》的编审过程中，国家民委、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语用司、高教司、国家汉办、民族教育司等单位，或是出人编写相关章节，或是提供有关数据，甚至还做了大量的审订增补工作，令人感动。专家学者不计名利，忘我工作，例如陈章太先生对上编审改前后不下五遍，甚至在病床上还在审读书稿。一批青年学人，热情高，顾虑少，心灵手快，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娴熟，利用网络搜集素材，利用网络进行学术交流，最初的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也毫无怨言。他们在工作中学术成长很快，会成为不同领域的专家。

3．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下编是利用9亿多字符的海量真实文本语料库进行的统计，电子文本的下载转换，语料建库，语言单位切分统计软件等，都是语言信息处理发展到今天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具体的数据获取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新问题，解决了若干新问题，这些发现的新问题会成为语言信息处理的新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是对语言信息处理的推进。

4．《报告》上下编所阐述的问题，所发布的数据，都是实态报告性质的。对于这些问题与数据，需要验证其正确性，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需要探索其应用价值，更需要学界对其进行深度开发，从中生发出一系列的理论与应用成果。

5．关注现实语言生活。《报告》的设计与编写者感受最深的，是我们对于现实语言生活并不怎么了解，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立法等领域的语言生活，过去关注较多，但也多是感性的，缺乏调查数据；对于交通、工商、旅游、医疗卫生、人名地名等领域，对于农民工、大工程移民、盲人、聋哑人等一些人群的语言状况，的确知之甚少。必须采取措施，加强领域语言研究和一些特殊人群的语言状况研究。

四  结束语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是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的一项具体举措，是在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实践中解决时代新课题的一种探索。《绿皮书》的设计与编辑出版，体现着新世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一些新理念，体现着中国语言研究的一些新进展，是“官学商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从开始提议到正式出版，都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展现着拼搏精神和创新意识，显示着团结合作的力量，实践着扎实严谨的学风。

2006年11月，语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ix]，这是《绿皮书》的第二部。1997年1月6日，国务院第134次总理办公会议批准，进行首次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调查工作1998年筹备，1999年实施，2000年进入数据统计整理阶段，2004年12月正式向社会公布调查数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为《绿皮书》增光添彩，因为它反映的就是这项历时6年、数以万计人员参与的首次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主要成果。

此外，也有先生正在组织较大规模的民族语言田野调查，并表示了将成果纳入《绿皮书》的意向。有学者受《绿皮书》启发，希望编辑出版《中国语言问题蓝皮书》，完全用学者的眼光来审视中国语言生活问题，并提出各种建设性意见。2006年11月11日下午，一批学者聚集在商务印书馆，认真讨论了《蓝皮书》事情。据说，又有学者希望系统地研究国外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状况，以为中国制定语言规划之参考，并打算命名为《语言黄皮书》。果能如愿，就形成了国内外语言生活的“皮书”阵列，中国人关于语言生活的视野就广阔多了。

[附注]

[i]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党中央和国务院适时地规定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为：……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见（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1987：3）。

[ii] 这一思路是在2001年正式提出的，当时的表述是：“以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建设为核心，以语言文字信息化为主导，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评测认证为抓手。”2003年在文字上微调为：“以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为核心，以信息化为主线，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评测认证为抓手。”2004年引入了“语言工程”的概念，调整了“以评测认证为抓手”的排列顺序，并作了个别字眼的润色，最后形成了“以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为核心，以信息化为主线，以评测认证为抓手，以语言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为基础”这一表述。前后表述的变化，有些是字眼的变化，有些则是认识的深化。在这一思路及其文字表述形成的过程中，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很好的建议，副主任朱新均同志曾多次帮助推敲完善，在此深表谢意。

[iii]高更生先生（2000：331～337）称之为“异体词”。

[iv]李宇明（2001）曾经讨论过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刚柔问题，可参看。

[v] 一开始曾经把《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称作《中国语言生活白皮书》。

[vi]《中国的语言》经多位专家反复研究，最终没有进入《绿皮书》，但是关于中国语言的一些重要数据，已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上编附录中刊出。

[vii] 当时议定的先生是5位。

[viii] 当时还准备发布对外汉语教材的语言数据，后因要把对外汉语教材的语言数据作为2006年的一个要点，便在2005年的报告中“割爱”了。

[ix] 亦即早期列入《绿皮书》出版计划的《中国语言文字国情调查》。

[参考文献]

[1]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2]      陈  原.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3]      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高更生.汉字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5]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民族语文政策法规汇编[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标准局.现代汉语字频统计表[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7]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文件汇编[C].北京：语文出版社，2005.

[8]      李宇明.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J].语言文字应用，2001，（2）.

[9]      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  李宇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1]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12]  异形词研究课题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说明[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

[13]  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增订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

[14]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C].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

[15]  周庆生.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16]  周庆生.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

*感谢周庆生、余桂林、郑梦娟提供《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宝贵资料。感谢我的同事王铁琨、陈敏等所做的工作，感谢各位专家和《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的各位作者。感谢王铁琨、郭熙、苏新春、汲传波提供修改意见。